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正式公布了,7月1日起将施行。旋即,上海用一场“万人大会”为这件公认的“最难推广的简单工作”进行动员。生活垃圾分类这个“新时尚”,即将进入有法可依的历史新阶段。
市委书记李强在动员大会上说,垃圾分类这件事,势在必行,也没有退路。的确,这是一场“攻坚战、持久战”,难度需要充分预估,从市民和网友的反应中也可见一斑——《条例》一出就引发热议,有赞同的,也有疑惑的。“旅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,餐饮服务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”这一项,讨论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。有人就担心,这会不会导致一次性用品统统收费,结果让商家获益、消费者买单?也有人说,一些餐厅卫生条件堪忧,不使用一次性餐具,无法放心就餐……不管这些话有没有道理,至少说明,垃圾分类从全民共识到全民行动,任重而道远。
垃圾分类,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环。近年来,面对环境污染严重、生态系统恶化的严峻形势,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制度层面,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,各项环保政策重拳出击。不过,制度虽有,落实却不容易。
此前,人们争议最多的,就是推行十余年的“限塑令”。该条限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超薄塑料袋,并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。然而,当初轰轰烈烈推行,如今却未见明显成效。商场、菜市场、超市……一次性塑料袋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。有些商家不顾规定免费提供,大多数市民则宁可多花几毛钱,也不愿意随身携带购物袋。
“限塑令”在前,有人对垃圾分类心存担忧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而“攻坚战”,正要打消这样的担忧。那就需要多策并举,形成合力。
限与禁,其原理是利用价格杠杆影响百姓消费行为。价格杠杆常常是有效的,但也不是万能的,就塑料袋这样成本低廉的一次性用品来说,仅靠价格杠杆,恐怕就难以奏效。推行垃圾分类,除了法律约束,更要形成公众的行动自觉,包括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,主动适应出差携带洗漱用品、吃饭自带餐具等“小麻烦”与“不方便”等等。这背后是一种环保意识,这种意识从哪儿来?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市场化的调节机制,一方面,也需要更多社会化的方法。
积极的舆论氛围,无疑是必要的。垃圾分类是件好事,也是件难事,大部分人知道它好,但面对实际的难处时,就容易畏缩不前。这就需要在舆论传播时切中公众的难点、痛点和疑惑点,避免泛泛的口号,更多传递环保常识,扫清民众关于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如何界定、垃圾分类后去了哪儿等问题的疑惑。
垃圾不分类,可能导致环境恶化的潜在后果,也完全可以用真实的数据和事例讲清楚,激发民众的危机感与迫切感,从而提升使命感与责任感。针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环保教育,也应当加强再加强——上海的许多中小学,就把垃圾分类列为了新学期的“开学第一课”。长此以往潜移默化,孩子们树立起绿色节约的观念,是可以期待的。
理念之外,行动也需政府、市场、社会方方面面保驾护航。“限塑令”效果不彰,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,如缺乏合适的替代品、快递和外卖行业异军突起等,使得很多市民有心却也无力。如今禁止商家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,这个好意,一定要有严格的执行和配套措施来予以保障——若是商家疏于卫生管理、政府缺乏相应监督,民众又怎能放心?
又如,快递业、外卖业这个“源头”,是不是有足够的办法督促甚至倒逼其实现垃圾减量?“前端分类,后端混装”,这个过去一直被诟病的现象,更被期待在本轮垃圾分类推进中予以彻底杜绝——其实很多地方早就不这么做了,那么除了让人们知道,更可以让人们“看到”,用现实让人们信服、赢得动力。
将环保意识转化为全民行动,是政府、市场、社会、民众共同的责任。“新时尚”能否变成每个人的日常习惯、打消全民行动的后顾之忧,就看其间的合力强不强。